原告王佳与被告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劳动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王佳、被告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劼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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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王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要求被告退还办理员工关系转出、转所手续时收取的不当收费5000元；2.要求被告支付以5000元为本金，自2019年5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；3.要求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交通费36元;4.要求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打印、复印费60元。事实和理由：2018年12月26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约定，原告在被告处任提成律师，期限2年。每月社保均由原告自行承担。2019年4月，原告获得律师执业证。自2019年5月8日起，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离职和转所请求，被告不予回复，一再拖延。原告向司法局投诉后，被告处财务王勤学通知原告5月17日去单位，并要求原告支付管理费20000元和所谓的“因原告导致的增加的团体会费”5000元，原告认为这些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当场予以拒绝。此后，原告一直未获得被告任何通知。直到5月23日，王勤学又通知原告到律所，要求原告向被告账户支付5000元，才为原告办理离职和转所手续。由于原告已经联系好新单位，且考虑到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解决此事会耗费巨大的时间和财务成本，原告只能忍气吞声被迫支付了5000元。根据律协《关于缴纳2019年度会费的通知》，原告首次执业，无需缴纳个人会费。同时，原告离职前是被告处第12名执业律师，根据前述通知规定，11-15人的律师事务所会费为25000元。所以原告成为被告的执业律师，没有增加被告的团体会费。此外，被告主任4月30日曾致电原告称因原告没有提交材料影响了律所年检，导致律所要增加5000元费用。后又通过微信明确问题解决了，没有造成不良后果。但是5月谈离职时，被告又通过财务告知原告需承担律所多缴纳的5000元年检费，否则不予办理退工及转所手续。显然，被告的说法前后矛盾。 被告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辩称,2019年5月17日原告申请转所，2019年5月23日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，没有提前30日通知被告，原告觉得对被告有所亏欠，自愿支付了5000元。该5000元是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原告在2019年5月23日通过个人银行转账支付，次日原告出具声明表示双方账目结清，故不同意退还。基于此，也不存在利息。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、打印、复印费，没有法律依据，亦不予同意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1、2017年10月12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约定，原告任被告处律师助理，月工资4000元，期限自2017年10月12日起至2018年10月11日止。2018年12月26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约定，原告任被告处提成律师，期限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20年12月25日止。 2、2019年5月14日，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通知原告谈话，了解其向市司法局所反映的问题。原告陈述自5月8日起近一周都在向被告主任史雪珍发微信表示想转所，但史雪珍不予回复，亦不接听电话。 2019年5月17日，原告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。 2019年5月23日，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000元。原告还出具一份《声明》，内容为“本人与金沪律师事务所的所有账目结清”，署期为2019年5月24日。 3、2019年6月27日，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被告退还2019年5月14日多支付的社保费26元以及为原告办理员工关系转出和转所手续时索取的不当收费5000元。同年7月1日，仲裁委出具杨劳人仲（2019）通字第84号通知书，对原告上述请求不予受理。 审理中，原告提供其与史雪珍的微信，用以证明史雪珍曾提及由于原告原因差点导致整个律所审核不通过，并会增加5000元费用。之后，史雪珍又明确表示因及时发现问题，没造成不良后果。被告称确实存在律所向律协交团费的规定，但根据被告处律师人数无论有无原告，团费都是25000元，与律师个人无关。现原告主张的5000元与团费没有关系。 原告还提供2019年5月23日其与公司财务王勤学的对话录音，旨在证明声明日期写为2019年5月24日是根据被告指示，实际出具日期为2019年5月23日，且该5000元不是原告自愿支付。如果原告当时不付钱，被告就不会为原告办理转所手续。因此，原告有权根据民法总则第150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。被告对于录音真实性无异议，对证明内容不认可。被告认为5000元是双方协商的补偿

驳回原告王佳所有诉讼请求。 案件受理费10元，减半收取计5元，由原告王佳负担。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审判员龚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石峰

2020-09-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