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告胡某1、原告胡某2与被告胡某3继承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胡某1、原告胡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志，被告胡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彦民、王甜甜均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

暂无数据

原告胡某1、原告胡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．依法依遗嘱继承天津市××马路朝××里××号房屋；2．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事实与理由：被继承人胡国柱与刘世云于××××年结婚，婚后生有长子胡某3，长女胡某1，次子胡正春，被继承人胡国柱名下有一房产坐落于天津市××马路朝××里××号。被继承人原配爱人刘世云于1996年6月22日病故，胡国柱为晚年生活于1998年与后老伴王士笠同居共同生活，未进行婚姻登记，当时王士笠已69岁，王士笠于2017年3月10日病故，去世时88岁。原告胡某2的父亲即被继承人的次子胡正春于2015年9月23日病故，其独生子胡某2依法有权转继承其父应得的份额。被继承人胡国柱在1999年12月8日由原告胡某1出资7043元购买了朝园里2-4-304号房屋的独立产权。胡国柱为避免死后房产子女纷争，在2000年4月15日自书遗嘱，并有两位见证人在场，内容为其死后将该房及物品可由后老伴居住和使用，待其去世后由女儿胡某1、次子胡正春继承，由于胡正春已死亡，应由其子胡某2转继承。被继承人胡国柱于2009年5月15日又书写补充遗嘱，证明原告原先给过胡某3紫光苑独单，所以诉争之房由二原告继承。现被继承人书写遗嘱之房居住人相继去世，二原告来院起诉。 被告胡某3辩称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，对被继承人的财产应依法分割。被继承人胡国柱生前并没有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，被继承人胡国柱生前由被告胡某3赡养照顾，父子关系较好，其从未跟被告提起过订立遗嘱的事宜，被告对二原告提交两份遗嘱的真实性持有异议。涉诉房屋在被继承人写遗嘱时为公产房屋，遗嘱应无效，被继承人在遗嘱补充中写的紫光苑房子与事实不符。本案进行遗产分割时应适用法定继承而非遗嘱继承。被告与被继承人同住朝园里，平时对被继承人照顾较多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分配遗产时请求法院适当多分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被继承人胡国柱与妻子刘世云共生育子女三人，分别为被告胡某3、原告胡某1及胡正春。原告胡某2为胡正春之子，案外人刘玉苓系胡正春之妻。被继承人胡国柱之妻刘世云于1996年2月22日去世。后被继承人胡国柱与王士笠共同生活，双方未登记结婚，2012年10月11日被继承人胡国柱去世，2015年9月23日胡正春去世，2017年3月10日王士笠去世。被继承人胡国柱与妻子刘世云的父母亦先于二人去世。被继承人胡国柱生前遗留其名下坐落于天津市××马路朝××里××号房屋一套。以上事实当事人各方没有争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庭审中，二原告向本院提交被继承人胡国柱于2000年4月15日书写的《遗嘱》一份、2009年5月15日书写的《遗嘱补充》一份及1999年3月15日书写的《借据》一份。其中，《遗嘱》内容载明，“……1、我死后此房及室内所有物品，由我老伴王士笠继续居住使用，任何人不得干涉；2、我老伴王士笠死后，此房及室内所有物品，（王士笠的衣物除外）由我女儿胡某1、次子胡正春二人继承；3、如我老伴王士笠死我之先，待我死后，此房及室内所有物品，也由我女儿胡某1、次子胡正春二人继承……”，上述遗嘱由被继承人胡国柱签名，书写日期并加盖本人图章，另有见证人刘某、陈某签名。而《遗嘱补充》的内容为，“我有子女三人，长子胡某3，次子胡正春，女儿胡某1。因为我将南开区南门外大街紫光苑5号楼6门504独单给了胡某3，所以在我死后，南开五马路朝园里2号楼4门304独单由胡某1、胡正春二人继承。”被继承人在该遗嘱补充中签名，盖章并按手印。被告对上述《遗嘱》、《遗嘱补充》、《借据》的真实性持有异议，庭审过程中，被告曾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，后因故撤销申请，但并未就其主张提交相应证据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原告除提交上述三份证据外，另提交见证人陈某书写的书面证明一份及律师调查笔录一份，本院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，故对原告提交的《遗嘱》、《遗嘱补充》、《借据》予以采信

被继承人胡国柱名下坐落于天津市××南××马路朝××里××楼××号房屋一套由原告胡某1、原告胡某2继承所有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，减半收取计6900元，由原告胡某1、原告胡某2负担3450元，由被告胡某3负担3450元。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代理审判员王娜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刘妍洁

2017-09-26